舞蹈论文舞蹈生态与中国民族舞蹈的特异性（四）
舞蹈生态与中国民族舞蹈的特异性（四）
- 2013-09-10
由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宗教信仰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的神灵的志愿顺从。
由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宗教信仰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的神灵的志愿顺从。
宗教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的支柱,有净化个体灵魂、提升社会道德、凝聚民众人心的意义。它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所谓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作为一种精神风俗, 宗教信仰形成了崇拜—祭祀—禁忌的信仰风格。
孕育与发生于原始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中国民俗文化,对大自然的依赖性表现为自然信仰和多神信仰。这些宗教信仰活动主要是一种被明确表达的、参与者可以理解相关行动的显性仪式活动。比如跳“雨舞”的显性仪式是求雨,参加者对仪式的目的、结果有明确的意图和决心,这可以理解为结构功能性认知模式。仪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指示:
1.作为动物进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
2.作为限定性的、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的结构框架。
3.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
4.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式。
5.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的表述。(15)
“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16)。而舞蹈就含有配合信仰观念而进行的具体的、感性的、实践的仪式活动的功能意义。如哈尼族在二月祭寨神、三月祭山、六月祭水、七月祭天地,每一次仪式活动又都是盛大的歌舞庆典。这些“仪式就像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游戏”(17)。舞蹈加入宗教仪式,扮演着崇拜对象的角色。它凝炼和浓缩着民族成员炽烈的情感、信仰和愿望,抒发出民族成员膜拜神鬼、祷求安泰、期待美好婚姻的感情,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在景颇族的“目脑纵歌”中,就有上千名舞蹈者围绕着汇集了多种崇拜偶像祭坛“目脑示标”起舞。
他们通过舞蹈来倾诉对神灵祖先、图腾对象的崇敬和希望神灵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的朴素愿望。反过来,宗教信仰与崇拜也对舞蹈动作、运动路线、舞具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由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制的礼仪,使得藏民形成躬腰敬礼、低手前伸,表示“敬意”的习惯动作,因此在藏族舞蹈的舞姿、体态上,就刻有宗教心理的痕迹。“锅庄舞”等一些舞蹈运动路线具有按顺时针方向(由左向右)行进的特点,反映出对吉祥追求的宗教心理。壮族舞蹈中“凤凰手”、“蛙形”动作,由蛙状动作演变而来,是壮族人以蛙为图腾的原始宗教风俗的体现和衍化。羌族的“羊皮鼓舞”则在舞具上留有“羊人合一”的羊崇拜古代遗风。
一些民族文化风俗活动,为舞蹈的传承提供了特定的时空坐标、表演环境,在内容上提供了特定的社会内涵;同时,舞蹈以规律性的人体动态为媒介,表现、传达并保存了宗教主旨和文化底蕴。这些社会生态因素(民族心理、意识、精神、性格、习俗等)虽然对舞蹈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影响了舞蹈的不同层面,或内容、或形式、或风格、或动律。
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
自然环境(地理、气候)作为一种基质因素是构成民族舞蹈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系统,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做的最适应的选择”(18)。
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国主要有平原农业环境、草原牧业环境、滨海渔业环境、山林狩猎环境之分。
平原农业环境的劳动对象是农作物,它依赖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土壤、水分、气候、肥料等),有自身生长和繁殖的规律,有地区性和季节性。只有适应自然生态环境,才能促进农业发展。这就形成了祈天赐福、追求安定与温饱的农耕文化,农民热爱土地、企盼丰收的心理。
农耕劳动的内容、规则对称的形式、和谐安详的动律、平稳和缓的节奏等特征,遂成为农耕民族舞蹈的艺术特色。侗族春播秋收,种田养鱼,植桑养蚕,他们的“水车舞”、“鸭仔穿秧田舞”、“闹春牛舞”等,均是对耕田种地的生产方式的模拟,模仿农耕文化环境中常见动物的动作姿态。朝鲜族是从事水田种植的古老民族,其民间舞蹈具有农耕劳动的特征。“农乐舞”是表现农耕生活内容历史最长的舞蹈,它虽源于古代的祭祀和狩猎活动,但后来发展成为农事劳动中的自娱性舞蹈形式。
与平原农业环境对应,草原牧业环境产生了狩猎和游牧生活,不断地迁徙和流动的游牧方式对于易于破坏的高寒腐埴土的草原地带是惟一一种生产适应方式,但是多灾多变、不稳定也是游牧经济成长的脆弱性。在“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9)的游牧生活中,游牧民族形成了遵循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我们看到,蒙古族人视天为父亲,大地为母亲,动物为朋友。他们的舞蹈动作以模仿鹰的展翅飞翔、马的飞奔疾驰为主,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豪迈、热情。
在滨海渔业的生态环境里,海洋是渔民的生存空间、生活场所,其价值观念是以安全、捕鱼为核心,形成崇尚妈祖的习俗。汉族渔民的民间舞蹈活动多与迎神赛会结合,祈神保佑出海平安、家宅兴旺的龙舞、蚌舞、鱼舞盛行。在福建、广东地区汉族的“鱼灯舞”里,“春鱼交尾”、“夏鱼出海嬉戏”、“秋鱼潜海觅食”、“冬鱼群聚岩洞”等是主要的表现内容。从事浅海曳网渔业和杂渔业的京族信奉海神,他们祈求海神保佑的舞蹈“跳天灯”,气氛肃穆、安静,舞蹈动作端庄优美,脚跟落地时坚实,膝部颤动有力,这是京族人长期行走在沙滩上形成的动律特点。
茂密的森林、巍峨的群山、清幽的河川,构成山林狩猎的生态环境,哺育着狩猎民族。他们在血腥地里“飞土逐肉”,龙争虎斗中获取果腹的食物、遮寒的兽皮。由于对动物的生存依赖和畏惧,狩猎民族产生了虔敬与戒慎的心情、感恩敬畏惜福的心理。每当打猎归来或是喜庆节日,他们都要歌舞狂欢,内容自然都与狩猎相关。如鄂伦春族有模仿动物和飞禽动作的“黑熊搏斗舞”,有表现狩猎的“依哈嫩舞”。
可见,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技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主要源于各民族对多样化自然环境的适应。由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独特动作,会逐渐地化为舞蹈动作。如云南哈尼族卡多人居住于哀牢山茫茫森林边缘,他们白天撵山捕猎、挑担抬木,讲究肩要稳固,这样才能完成重活。他们的舞蹈里的“三跺脚”即三步重跺一次脚,连着肩重摆的动律就是从劳动节奏韵律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这样说,人的生产劳动方式,首先影响人的行动、步态,然后影响舞蹈的形态。
在决定人们的劳动生活方式的自然生态环境因素里,气候也不可忽视。气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区域的地理区位即纬度位置、海陆位置、高度位置。另外,不断变化的地球大气、能够储存和输送大量热量的广阔海洋、陆地冰川、地球表面的生物圈也是气候形成的重要原因。气候与不同产业的生产环境、耕作制度、布局和结构息息相关。不同的海拔形成的气候条件,或适宜农耕、或适宜放牧、或适宜狩猎,构成各自的文化特征。但是不同纬度带内的各类山地,形成一定的垂直气候带,山谷花红草绿,山上白雪皑皑,相应地产生一定的垂直结构生产带,促进农、牧、林三种生产特点的融合,成为形成民族舞蹈文化类型丰富多彩的主要因素。气候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也影响人的生活,影响人的穿着,影响民族舞蹈服饰,进而影响民族舞蹈动作与风格。亚热带气候下的傣族妇女都喜爱穿花统裙,但这限制了她们的步幅,因而傣族舞基本步伐以慢蹲快起的曲伸为特点,没有太大的起伏,舞步典雅优美。同样气候条件下的云南佤族人服装短而宽,其舞蹈动作幅度较大,形成双膝大幅度的屈伸弹动并且上身前俯后仰和双手前后摆动的动律特征。以上事实说明,气候首先决定各民族的着装性质,而各民族着装习惯又决定其着装类型,然后进一步产生了舞动差异。气候也是决定生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因素,全球生物群落的分布与全球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中国生物物种具有寒温热带均有、南北东西共存的特点。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物常常成为民族舞蹈的审美内容与对象。如热带的白鹇鸟是哈尼族的审美对象,孔雀是傣族的审美对象;寒带的黑熊、虎是鄂伦春族舞蹈的主要审美内容;虎、豹、熊、鹿、狍是满族舞蹈的主要审美内容。当然,这也与这些生物较之其他生物对本民族关系更密切有关。
这里探讨的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舞蹈的影响,并无“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地理环境决定论”忽略了自然借以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若干“中介”。而民族舞蹈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生态环境只是形成民族舞蹈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构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起作用,而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各民族舞蹈的确适应于自然生态环境,但并非只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对舞蹈影响更具主要意义的因素是社会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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